周恩來同志談個人經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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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來同志談個人經歷

文章WANGLINA04 » 週六 7月 17, 2010 1:44 pm

周恩来同志谈个人经历

1946年8-9月,周恩来同志应《纽约时报》当时驻南京的记者李勃曼之约,谈了个人的经历及其他一些问题,这是其中个人经历的前一部分。我从事于革命事业,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,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,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  我的祖父叫周殿魁,生在浙江绍兴。按中国的传统习惯,籍贯从祖代算起,因此,我算是浙江绍兴人。

 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《农民、手工业者》外,中上层有两种人: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,一种是商人,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。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。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,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,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。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,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。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。

 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,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,也是师爷。到了祖代,两家搬到江苏淮阴、淮安当县官,因此结了姻亲。我便生在淮安,那是一八九八年。

 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。因此,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分。

 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,为人善良,生了三个小孩——我和两个弟弟。现在,一个弟弟已死,一个弟弟尚在。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。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,每况愈下,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。

 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。他生前不事生产,不买地,只有房产。到了父辈,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。叔父当师父,父亲(周劭纲)当文书,进益不够维持生活。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,摆空场面,宁可债台高筑,不肯丢掉面子。因此,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。父亲常外出,我十岁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,照管家里柴米油盐,外出应酬,在这方面,给了我一些锻炼。

  我出生不久,因叔父周贻淦病重,照传统习惯,把我过继给叔父。叔父死后,由守寡的叔母抚养。叔母即嗣母陈氏,是受过教育的女子,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,如《天雨花》、《再生缘》等唱词。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,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。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,因此,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。

 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,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。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《西游记》,后来又读了《镜花缘》、《水浒传》和《红楼梦》。

  中国有句俗语:“逼上梁山”。这句俗语就出自《水浒》。我们都是“逼上梁山”的。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,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。

  十二岁的那年,我离家去东北。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。没有这一次的离家,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,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,走向悲剧的下场。

 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,是因为当时父亲、伯父都在那里做事。我在铁岭入了小学,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,念了两年书。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,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,开始读革命书籍,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。当时有两个教员,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(山东人)是革命党人,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。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,如章太炎(光复会领袖)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。地理教员是满族人,姓毛,介绍我读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文章。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,很难懂;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,很易懂。

  后来,戴季陶出了《民权报》,把章、梁的主张混合为一,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。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,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。

  十五岁(1913年)我入南开中学。这是一个私立学校。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,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。

  南开的教育,是正常而自由的,我喜欢文学、历史,对政治感兴趣,对数理也有兴趣。总之,喜欢能说理的东西,不喜欢死记的东西,如化学、英文。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。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,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,我当过会长。1915年,参加反袁运动,演说、劝募,反对“二十一条”卖国条约。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。

  1917年中学毕业后,我去日本念书,是自修,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。在日本共一年半。

  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时回国,又进南开大学,参加“五四”运动,主编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。后该报被封,我被捕,坐牢半年(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)。被释后,去法国勤工俭学(1920年)。

 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《星期评论》,专门介绍社会主义,北平胡适主编的《每周评论》,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,都是进步读物,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。

  这个时期,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。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,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。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,懂得生活之艰难,所以很短时间内,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。这一时期,在国内曾看到《共产党宣言》,在法国又开始读到《阶级斗争》(考茨基)与《共产主义原理》,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。

  1920年去法国的原因,当时正值大战之后,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,可以半工半读。但我到法国后,并未做工。在去法之前,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,给它做特约通讯员,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、一面写文章。

  后来一度去德国。1922年,由德返法,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(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),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、罗迈等同志,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。这个组织发展很快,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,包括法、德、英、比四国的留学生,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。当时,朱德在德国,聂荣臻在比利时;陈毅才自法返国。1923年,国内国共已将合作,我与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。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、张道藩。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,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、李璜,他们主张国家主义,坚决反对国民党。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,因此与李、曾等很熟悉。1923年去德国,当时马克便宜,在德国买了许多书,但没有来得及读完,1924年夏天即返国。

  1924年我返国时,国民党已改组。我到广东,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,1924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。将近两年间,教过四期学生。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,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,打陈炯明。这时,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、共事,因此,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。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,一派主张国共合作,一派反对合作,两派斗争甚烈。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“中山舰事件”,蒋借口海军要叛变,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。经此事后,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,只担任教员。北伐时,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,但我未参加北伐。

  我在1919年认识邓颖超同志,1925年和她结婚。

 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,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,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。国民党“围剿”、我军撤退时,邓老太太被俘,被押送到九江。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,邓老太太回答说: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,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——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——法官无言可答,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。直到1936年谈判开始,1937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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